习近平又要效仿杨广修建“世纪大运河” 作者：新高地 中国近年来掀起了一股“世纪大运河”建设热潮，广西平陆运河（680亿元）、安徽江淮运河（950亿元）、湖北荆汉运河（750亿元）、湖南湘桂运河（1500亿元）、河南水运项目（1400亿元），以及最为雄心勃勃的浙赣粤运河（3200亿元），总投资规模近万亿。 这些超级工程被包装为“南北贯通”“连接长江珠江”的宏大愿景，试图重塑中国水系格局。然而，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这一轮政绩工程热潮不禁让人联想到1400多年前隋炀帝杨广修建大运河的历史场景。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雄安新区、港珠澳大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诸多烂尾工程，已暴露出决策失误的沉重代价。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否在重走杨广的老路？这些耗资巨大的运河项目，究竟是利国利民的伟业，还是劳民伤财的政绩秀？ 杨广与大运河：历史的镜鉴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连接黄河、淮河、长江等五大水系，打造了沟通南北的经济命脉。这项工程在当时无疑是划时代的，促进了物资流通和南北统一，为唐朝盛世奠定了基础。然而，其代价极为沉重：数百万民工被征召，工期紧迫，死亡者无数，国库被耗空。杨广为追求“千秋功业”，忽视了财政承受能力和民生疾苦，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隋朝迅速覆灭。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古代中国的大型工程常受制于官僚体制的低效和地方豪强的私利，工程的宏伟蓝图往往被腐败侵蚀。杨广的大运河虽在后世被赞颂，但在其执政期间，却成为劳民伤财的象征。 习近平政绩工程的失败样本 早在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宣称其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然而，2017年4月6日，作者在国务院主办印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设立雄安新区不要忽视必要的先决条件》的文章，文中指出，古今中外的超大型城市设立需满足三个条件：明确的产业定位、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以及防旱防涝防震防台风的能力。而雄安新区选址河北白洋淀，存在明显硬伤：一是缺乏明确的产业定位，至今未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支柱；二是白洋淀为一淀死水，既不依山也不傍活水，且地势低洼；三是无法有效防旱防涝，频频遭遇水患。该文呼吁科学论证新区选址，避免重蹈三峡大坝的争议，却因此被习近平斥为“妄议中央”，作者及刊物均受牵连。如今才过去8年，事实证明，雄安新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鬼城”和“涝城”，耗资万亿却空置楼盘遍地，基础设施利用率低下，损失巨大却无人为决策失误负责。 同样，港珠澳大桥耗资1200亿元建成后，车流量稀少，每日过桥费甚至不足以支付收费员工资，沦为“形象工程”的典型。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诸多项目更暴露出政绩工程的弊端。自2013年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在全球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建设了大量港口、铁路和工业园区。然而，不少项目因缺乏市场需求、规划不周或当地政治经济风险而烂尾。例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因债务违约被中国接管，实际运营效率低下；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部分项目因资金短缺和安全问题停滞；非洲多国的铁路和工业园区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闲置。这些烂尾工程不仅浪费巨额资金，还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引发“债务陷阱外交”的批评。 现代“世纪大运河”：经济与债务的隐忧 今日中国的“世纪大运河”热潮，与杨广时代有惊人相似之处。首先，这些项目多以地方政府政绩为驱动，冠以“融入长三角”“对接大湾区”等宏大叙事，试图通过超级工程彰显地方实力。然而，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2024年GDP增速预计仅为4.5%左右，远低于过去的高增长时代；出口疲软、内需不足、房地产市场低迷进一步压缩了财政空间。据中国财政部数据，截至2024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人民币，部分省市债务率逼近甚至超过国际警戒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隐性债务（包括融资平台债务）可能高达60万亿元。在这种背景下，动辄千亿的运河项目是否经过科学论证？以浙赣粤运河为例，3200亿元的预算相当于港珠澳大桥的三倍，如此巨额投资能否带来匹配的经济效益？ 其次，生态风险不容忽视。中国水资源危机日益加剧，黄河、淮河多次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湖泊萎缩。修建人工运河需要大规模调水，可能进一步破坏脆弱的水系平衡。例如，湖北荆汉运河的“截弯取直”可能改变长江流域的水文规律；湘桂运河和浙赣粤运河可能加剧珠江水系的生态压力。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这些运河一旦建成，若因水源不足无法正常运营，不仅浪费巨额资金，还可能成为生态灾难。 第三，巨额投资背后是利益集团的狂欢。杨广时代，地方豪强借大运河工程中饱私囊；今日中国，类似现象依然存在。3200亿元的浙赣粤运河、680亿元的平陆运河，这些“肥得流油”的项目为权贵和关联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分利空间。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和政绩考核，不惜举债融资，项目审批和资金流向的透明度不足，腐败风险高企。正如经济学家秦晖所言，大型基建往往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工程的宏伟蓝图掩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 举国体制与经济现实的碰撞 中国“举国体制”在过去成功推动了京沪高铁等超级工程，展现了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然而，当前经济环境已今非昔比。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使得许多省市财政捉襟见肘，部分地区甚至靠发行特别国债维持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巨额运河项目的资金来源令人担忧：是中央财政兜底，还是地方继续举债？更重要的是，现代物流已高度依赖铁路、高速公路和海运，人工运河的经济效益是否足以支撑高昂成本？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国内需求疲软的背景下，投资万亿兴建“世纪运河”恐难逃雄安新区、港珠澳大桥和“一带一路”烂尾项目的命运，成为新的财政黑洞。 杨广的教训与今日的选择 杨广的大运河虽惠及后世，却以国力衰竭、民怨沸腾为代价。今日的“世纪大运河”若不吸取历史教训，可能重蹈覆辙。雄安新区、港珠澳大桥和“一带一路”烂尾项目的失败已敲响警钟：缺乏科学论证、忽视经济和生态现实的政绩工程，只会劳民伤财。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以“基建狂魔”的姿态续写大运河的现代篇章，但经济放缓、债务高企和生态危机为这些项目蒙上阴影。与其效仿杨广的“千秋功业”，不如回归理性，审慎评估项目的长期效益。运河建设不应仅是政绩的堆砌，而应以科学规划、生态保护和民生福祉为前提。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今天，决策者应警惕“杨广式”的政绩冲动。与其投入万亿打造可能无水可通的运河，不如将资源用于缓解地方债务、支持中小企业或改善民生。否则，这些“世纪工程”可能成为21世纪的“杨广之殇”，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叹息。